我会文化艺术分会顾问张泽勇先生访谈录

受访人：张泽勇，中国圆明园学会文化艺术分会顾问，1955年生，土家族，湖北长阳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小说家学会会员，中南民族大学、三峡大学特聘教授，高级编辑。历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三峡分社党委书记、社长，湖北省作家协会委员、宜昌市作家协会主席等职。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长江文艺》《朔方》《芒种》《长江丛刊》等报刊，出版《泽勇散文》《小说之秘》等多部著作。曾获中国青年报征文二等奖、长江文艺年度优秀作品奖、人民日报征文二等奖，被湖北省委、省政府授予“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。采访人：朱白丹，男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、中国水利作家协会理事、宜昌市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。作品散见《文艺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电影文学》《芳草》《长江丛刊》《短篇小说》《青海湖》《现代作家》等报刊。出版小说集、散文集、电影文学剧本15部近300万字。曾获中国作协征文优秀作品奖、中国作协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

朱白丹：张老师好！感谢您接受访谈。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？其间经历过哪些过程或曲折？

张泽勇：爱上文学应该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。有一天，语文老师上课时，给我们讲读了袁静、孔厥写的长篇小说《新儿女英雄传》的一节“水上英雄”：牛大水带领雁翎队在白洋淀袭击日本鬼子汽船的故事。从此，我就爱上了文学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我们的语文老师了不起，当时正值文革爆发，像《林海雪原》《苦菜花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等一批红色经典都被视为大毒草。而语文老师冒着被批判的风险，给我们宣读这类小说，足以表明他在一种时代大潮涌来时的选择与无畏。今天可以这样说，没有老师的勇敢与传道，也就没有我文学的萌芽。我尝试写作文学作品是1973年，当时我已17岁了，高中毕业回乡。我们村里兴建了一个小水电站，我就以这个事件为题材，杜撰了一个地主分子破坏建电站的故事，题目叫《准时通电》。小说写完后，我就投给当时的《湖北文艺》，两个月后，我接到编辑部的信：“你的小说很有基础，希望对此稿进行修改。”不幸的是，由于时代原因，加之我居住在封闭的山区，既没有阅读过经典的短篇小说，也没见过关于短篇小说创作常识的读物，不知道如何修改。所以这篇小说最终失败了，倒是我给公社文艺宣传队创作的5个文艺节目，在全县文艺汇演时获奖了。

朱白丹：“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讲，发表处女作是人生当中重大的节日，非常兴奋，这是一种巨大的鼓励”。处女作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影响很大，您的处女作发表于何时、何报刊？还记得背后的故事吗？

（万里长江第一坝——葛洲坝，来源：网络）    

张泽勇：1975年至1978年在华师中文系读书期间，我曾在《华中师院》的报纸上发表过两篇散文《灯光闪耀在桂林深处》《金色的笔》，但我真正视为处女作的，应是散文《大坝剪影》。这篇作品发表于1981年1月17日的《中国青年报》。当时《中国青年报》面向全国征文，收到稿件是15000多件，14篇作品获奖，一等奖两名，二等奖五名，我获得的是二等奖，奖品是袖珍收音机和笔记本。现在看不值什么，可在1981年，拥有收音机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事后我揣测，我是沾了题材的光。葛洲坝截流是1981年1月3日，我就以这个历史性事件为题材，写了一位退休电焊工，在大坝旁边设茶水站为工人们义务送茶水的故事。加之作品结构紧凑，语言也还清新，就受到编辑部的青睐。此稿发表后，我有两个没想到：一个没想到我1月5日写的稿件，1月17日就发表了，还获得了二等奖；另一个没想到这年12月，当时的市委书记张健同志在宜昌市委扩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上，竟然作为文艺成果，点了我的名和作品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很有点惊讶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李华章老师，他当时是市文联主席，只要宜昌市有谁在省以上报刊发表作品，他比作者本人还高兴，是他把我获奖的信息报给了市委宣传部，从而写进了市委书记的报告。

朱白丹：您的出生地在哪？您对出生地的评价。

张泽勇：我的出生地是长阳西南部一个叫枝柘坪的地方，它西邻巴东，南接五峰，四面环山，中间是一块狭长的盆地，号称“鸡鸣三县”之地（即长阳、五峰、巴东交界处）。我对它的评价是高山中的平原，风景如画。驱车一进枝柘坪，举目望去，通幽的街巷，深绿的峻岭，空旷的沃野，清澈的河流，实足就是一幅壮阔的山水画。这绝不是夸张。  

（长阳枝拓坪，来源：覃啸洪）

朱白丹：著名作家贾平凹说：“人人都说故乡好。我也这么说，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，说起商洛，我都是两眼放光。这不仅出自于生命的本能，更是我文学立身的全部”（《农民日报》2022年2月16日）。众多作家终身只写邮票大小的故乡，如鲁迅的绍兴鲁镇、老舍的北京胡同、沈从文的湘西边城、莫言的高密、贾平凹的秦岭商州、池莉的汉口、晓苏的油菜坡等等，有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等大奖，永载文学史册。故乡是许多作家绕不开的话题，您笔下的故乡是怎样的？

张泽勇：确实，故乡是绕不开的话题。我20岁进城，其生活时间远远超过出生地，但我却强烈感觉到，我依然是生活在城市的乡下人。故乡是我创作的源泉。一方面，我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长江文艺》发表散文《清江观歌舞》《父亲的史记》《故乡是长阳》等作品，歌颂故乡的土地、河流、村庄，传递我对家乡的爱与乡愁；另一方面，在《长江文艺》《长江丛刊》《朔方》《芳草》发表小说《贩牛记》《玩蛇的女人》《一坛银元》《最后一炮》《麻老二求婚记》等，书写故乡的人和事，表达转型期故乡的历史性变迁。笔下的故乡风景是美丽的，但由于城市文明的侵袭、农耕文明的衰落，故乡的生活却是沉重的，人性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异。特别是我亲眼目睹有的人为了蝇头小利竟然敲诈帮助过他的人，演绎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活剧，更让人感到人性的丑恶与悲哀。可惜我笔力不逮，还没写出我理想中的作品。

朱白丹：对您影响最大的中外作家及其作品有哪些？

张泽勇：2022年6月，我在宜昌市委宣传部的扶持下，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评论集《小说之秘》。这是一部向经典致敬的书，评论了50多位中外作家，中国作家有沈从文、孙犁、赵树理、柳青、王蒙、刘绍棠、莫言、陈忠实、路遥、余华、刘庆邦、王祥夫、陈应松、毕飞宇、裘山山、迟子建、葛水平、孙春平、李肇正、阿宁、冯积岐、王方晨、李骏虎、李铁、董立勃、张继、王手、凌可新、张楚、田耳、刘玉栋、朱山坡、余同友、尤凤伟、许春樵等；外国作家有莫泊桑、契诃夫、欧亨利、杰克伦敦、梅里美、都德、左拉、毛姆、劳伦斯、屠格涅夫、肖洛霍夫、吉卜林、海明威、昆德拉、莫拉维亚、普列姆昌德、艾萨克·巴谢维斯·辛格、奥拉西奥·基罗加、志贺直哉等。这些作家的作品我都喜欢，否则我不会写，我读过的作家作品不少，不喜欢的作家并不是他的作品不好，而是他的风格不是我喜欢的那种。就小说而言，我喜欢矛盾冲突激烈，情节跌宕起伏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具有画面感且主题深刻的小说，如梅里美《达曼戈》《马第奥·法尔贡内》中原始野性与人性法则的激烈碰撞，莫泊桑《羊脂球》里社会阶层的群像描写与道德虚伪的辛辣揭露，屠格涅夫《木木》《客栈》中对底层生命尊严的深切悲悯与时代洪流的冷峻观照，肖洛霍夫《一个人的遭遇》用个体命运折射战争创伤的史诗笔法，皮兰德娄《西西里柠檬》对爱情异化的深沉表达，法朗士《克兰科比尔》对小人物悲剧的黑色幽默书写，阿·托尔斯泰《俄罗斯性格》以平凡英雄彰显民族精神的艺术张力……这些作品从叙事结构的精妙到人性挖掘的深度，从场景刻画的视觉冲击力到主题开掘的思想穿透力，都深刻影响着我对理想小说的追求，促使我在创作中不断尝试将惊心动魄的故事架构、血肉丰满的人物塑造与震撼心灵的精神内核熔铸一体，可惜我功夫不到家，至今没有学到这些大师的精髓。    

（张泽勇散文集《绿园集》，来源：网络）

就散文而言，除唐宋八大家外，现当代作家沈从文、孙犁、贾平凹对我的影响很大，他们的语言、风格、气质等无一不影响我的散文创作。我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《坛子岭记》《中堡岛消失记》《三峡观湖》《锁住链子崖》《望归亭记》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的《大坝赋》《宜昌赋》等叙事散文，在《湖北日报》发表的《蜂王》《育虎记》《调音师》等人物散文，都是我向大家学习的作品，也是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散文美学路径。

朱白丹：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辉煌。年轻人征婚都有“本人爱好文学”表述，当年这一标签十分吃香，给当事人加分不少。现在文学走向小众，请谈谈您的看法。

张泽勇：是的，如今文学确实走向小众了。有的人说，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，现在的小说也是这样了，纯文学刊物的小说，只有小说作者和小说评论家才阅读。对于这种现象我有三点看法：一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主潮，如先秦散文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，到了近现代，也是诗、小说、散文，你说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当代文学呈现井喷状态，可惜这种情况再也回不去了。如今影视却是十分火爆。一个时代有一种文学样式“霸屏”，这是由这个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等多种因素决定的，有着深刻的历史的内在原因。八十年代文学为何辉煌？说白了，这是十年动乱压抑的结果。二是如今文学走向小众了，但我认为，一个人生存与生活，刚性需求两个东西：一个是物质产品，二个是精神产品。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样式和精神产品，是其它精神产品无法取代的。没有文学，没有诗与远方，这个人精神就不会正常，至少不是一个健全的人。第三点看法，文学需要自省，为何现在阅读的人越来越少了？我的回答是，文学本身要作出调整和改进。八十年代末，中国先锋文学创作浪潮兴起。受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，一批先锋作家以叙事实验、形式创新为核心，在小说中大量运用意识流、荒诞、解构等手法，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边界，推动文学创作走向多元繁荣。然而，过度追求形式革新与晦涩表达，使部分作品逐渐与大众阅读审美脱节，导致大量读者流失。进入九十年代，许多先锋作家开始转型：余华以《活着》回归质朴的现实主义叙事，通过福贵的苦难人生引发广泛共鸣；苏童在《黄雀记》中融合先锋叙事技巧与现实观照，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代与人性；毕飞宇的《玉米》则以细腻笔触重现乡村女性的生存困境，兼具现实深度与艺术张力。这些转型之作既保留了先锋文学的艺术探索精神，又通过贴近生活的叙事重新建立与读者的情感联系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，标志着先锋文学在创新与接受之间找到了平衡点。我以为，当代文学依然要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上下功夫，文学一定会重新走向辉煌。

朱白丹：您阅读文学以外的书籍有哪些？

张泽勇：主要是四书五经和历史、哲学经典。我曾经花了五年时间，在集中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的同时，精读了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，史学主要是阅读《史记》和《中国通史》，哲学主要是阅读老子、庄子以及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。我感觉哲学的书难读，尤其是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我并没读懂。总之，对作家来讲，博览群书是必修课，是基本功。当然，光读不写不行，仅写不读也不行。仅读不写会眼高手低，难以将脑海中的感悟与认知转化为文字实践，陷入空谈创作理论的困境；仅写不读则作品难以突破个人经验的局限，缺乏深度与广度。唯有读写结合，以阅读汲取多元养分，以写作锤炼表达技艺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才能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有所进步。

朱白丹：您写作是先拟提纲，还是一气呵成？还是反复修改？

张泽勇：你说的这两种情况，我都存在。有的作品是拟了提纲的，或者说有一个大致朦胧的走向，就开始写了。有的比如散文，按照掌握的素材，提笔就写了。年轻时候，不怎么注意修改，1992年进入报社工作后，我终于明白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为何要这么说呢？我理解，作品一旦公布于众，就会产生社会影响，而且不是自己控制得了的，一句话，一个字，甚至一个标点，都要仔细斟酌，千万马虎不得。我们有的记者由于措词不严谨，轻者引起当事人不满，重者还会引发群体上访事件。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现在年纪大了，我写的作品，总是要反复修改，一直到改不动了为止。我终于明白，文章是改出来的。

朱白丹：除了文学创作，您还有哪些爱好？

张泽勇：除了文学创作，我还爱好象棋、藏书等。现在年纪大了，除了读书写作外，这些爱好都删去了。

朱白丹：您有没有作品被退稿后，又被其他刊物发表或更高级别的刊物发表的？如有，您如何看待？

张泽勇：作品退稿是常事，年轻时是这样，年老后还是这样。我有一个小说《玩蛇的女人》，曾经在一家杂志过了二审，并且打算安排头条位置发表，可终审时，被主编拿下了。后来，我将此稿投给《长江丛刊》，时任主编刘诗伟老师提出三点修改意见，我就逐条修改，结果小说在头条位置发表了。我非常感谢诗伟老师，是他让我有了写小说的信心。我以为，小说退稿有多种原因，一是你的作品可能不符合该刊的导向要求和总体风格，并不是你作品本身写得不好；二是现在文学刊物实行的是三审制，你的作品风格只要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人的审美要求，就会被枪毙。所以，刊物退稿不必沮丧，相反它是一种刺激你写好作品的动力。真正的经典作品，它具有征服同道者的力量。

朱白丹：时下科技发达，我从网上获悉和听编辑朋友说过，有人用AI写稿、投稿，请谈谈您对AI“写作”的看法。

张泽勇：现在人工智能确实达到了惊人地步。我们必须承认，AI写稿的水准，尤其是强大的搜索能力、逻辑思考能力、归纳概括能力，语言表达能力至少打败了一般作者，但如果冷静下来分析，AI作品缺少的是灵性与温度，缺少的是让人一凛的力量。这说明了什么，说明AI作品没有个性，没有个体独到的灵魂。因此，我们对AI作品应保持警惕和距离。科学的态度是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可扬其长，避其短。就是说，如果搞评论，可以发挥它强大的搜索能力，查阅资料，会给你带来异乎寻常的惊喜，至于你作品的观点、结构和语言，那必须是你自己的亲身感悟和独创，不能被它带节奏而陷于迷芒。

朱白丹：您写散文和小说，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评论，为什么？

张泽勇：是的，原来主要写散文，后来偶然也写小说。其实我从小爱好文学，是从热爱小说开始的，至今依然热度不减。因为创作小说，就必须持续阅读经典小说。作为写作者，光阅读还不行，还必须写作阅读经典小说的评论。从2010年开始，我就注重写小说评论，从来没想过在哪里发表，只是想通过写评论，学习经典作品的创作经验，形成自己的小说观。所以我的小说评论，着重挖掘的是小说之秘，即小说的写作特点，或者说创作经验。  

  说到小说评论，我要感谢三个人。一个是著名作家裘山山。2016年，我在新浪博客上评论了她的小说集《野草疯长》，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同年底，《芒种》杂志在头条位置约了她一篇小说《累累的耳朵》，并要求配发评论。裘山山当时是《西南军事文学》的主编，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，小说作品是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的常客，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，是非常有个性的作家。她打破惯例，不邀名人给她写评论，却请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给她的小说写评论，应该说，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。我也是沉下心来，认真钻研，撰写了《“耳朵”背后的秘密》，表达了我对她小说的看法，结果，她本人非常满意，《芒种》也就发了。没有山山老师的鼓励，我写小说评论的热情就会自生自灭；第二个人是谭岩。2015年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与湖北日报联办“湖北新锐作家展评”专栏，谭岩便邀请我为他的小说写评论，于是我就以《挖掘平民人性之美》为题，《湖北日报》发表以后，同时收入省作协《湖北新锐作家展评》一书；第三个人是我的恩师、华中师大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永健教授。他是中国新文学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，他吸收我为会员并兼任理事，让我从清一色的大学教授那里，学习了小说评论的经验，打开了小说评论的视野。

朱白丹：有一个成语叫“文人相轻”。您认为作家们、作者们应该怎样做到精诚团结、抱团取暖、共同进步？

张泽勇：“文人相轻”，自古有之。司马迁在《史记•货殖列传序》说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深刻地揭示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追名逐利的普遍现象，反映了司马迁对人性和社会现实的一种观察与思考。文坛是一个名利场，有人发了几篇作品，眼睛就长到天上去了，心里的那个高傲哦，是个人都看得出来。其实，再过十年，甚至五十年，你的所谓作品，能值几何？1960年，柳青的《创业史》震撼全国，一时洛阳纸贵，被誉为史诗。但柳青却异常冷静，我的作品要过五十年再看，是否能站得脚。果然，随着1984年公社化运动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，小说出版仅仅过去24年，小说的思想性就大打折扣，尽管这部小说至今在艺术上依然光芒四射（尤其是心理描写），但显然作为史诗，已不合适宜。作为一名作家，应该跳出这名利的泥沼，让文字回归纯粹，写出真正的经典，重现文学的本真与光芒。这才是正道。真正的文学大师，就如同饱满的麦子，越是成熟，越懂得低垂谦逊，默默孕育传世的精神食粮。我虽不能至，但心向往之。

朱白丹：您对初学者有什么建议？

张泽勇：就是多读经典，多写作品。多读经典，就知道经典长成什么样子，从而具备鉴别作品优劣的能力；多写作品，就能遇到很多困难，甚至遭遇挫折与失败，从而也就积累了经验，作品自然会越写越好。对于作家自身来讲，这也是一个持续自我成长，不断超越过往的过程。